“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那是有饿不死的工资撑着、吃不饱的饭碗端着没有勇气下海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谈这个话题好比坐在飞机上喊空姐开窗户---简直是开高级玩笑。要下岗职工安心接受碗里的菜根，如同要妓女修复处女膜以后再嫁给一个穷光蛋，难度太大了。
下岗本是一个时代大问题，这个大问题要若干个小家庭去讨论和消化，过程是可以猜想的。相互埋怨、相互指责伴随生活的每一天。都无职无业，没有谁依靠谁，没有谁比谁强势，焦虑快速催生的怨气可以毫无遮拦的爆发出来。一个东西摆错了地方都会引发印巴冲突，再后来就如美苏在二战以后的冷战一般。
老鼠子掉进面缸—--只能糊口的日子，时时刻刻都在刺激大脑产生快速致富的幻想。两百块钱的生活费，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渴望一夜暴富的幻想让我得了幻想症，幻想天上掉馅饼，走路都希望在地上捡到一坨钱。这种幻想会隐藏人性中的善良，经常对已经成为历史的荣誉感到后悔。在山城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凌晨三点多钟回家，提了一个帆布包，在昏黄的路灯下行走。一个身影从我身旁跑过，啪的一声，一坨东西掉在了我脚旁，我俯身拾起一个布包。我停下脚步借着路灯打开，我的娘啊，一整捆十元面值的钞票。这是我懂事以来在手里停留的最大金额的钞票。天上突然给不名一钱的年轻人掉下一个大元宝，瞬间产生的想法太多了，我想着并有些轻飘飘的走着。一个身影又跑回来了，一边跑一边喊“我的钱……我的钱……”到面前我才看清是一个中年男人，和父亲年纪相仿。包还在手里拿着，没经过什么犹豫就把钱还给了中年人。回到学校以后，学校收到了一封感谢信，给我颁发了一个学习雷锋积极分子的奖状。下岗以后，我一直低着头走路，再也没有捡到过一分钱。如果让我再重复一次以前的经历，指不定我现在会做出什么决定。
捡不到钱我又开始买彩票，把身上所有可能和幸运有关的数字，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下岗之日等等都进行过无数次排列组合买彩票。每次买彩票之后就开始幻想中五百万大奖之后的安排和花销，每次兑奖七个号码偶有一个数字对上。再买再幻想再破灭再希望，把自己的心理折磨得不成人样后才缩手。
彩票中不了奖我又参加传销。传销的最大魅力就是能短暂满足我快速致富的幻想。这种幻想虽如海市蜃楼一般虚无但似乎比彩票中奖的概率要大很多。进入传销以后，人就基本疯了。别人给我洗脑，我还站在讲台上给别人洗脑。如梦初醒时才发现别人骗走了我的钱，我却根本骗不到别人做下线。
最后一线快速致富的希望就是把老家掘地三尺，看能否找出一块秦砖或者汉瓦。和父母反复核实以后，确定老家的每一块砖都是土坯做的，瓦是分田到户以后才烧的，都不够年份。
穷到深处，看天气预报都希望从早到晚下人民币，局部有金条，午间倾盆下元宝，夹点零星现金支票。
所有这些可能快速致富的路子都试过以后，才又返璞归真，老老实实面对现实。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很多事情，只有经历以后才明白放弃。
九三年八月份我参加工作一年转正定级以后，工资加补贴一共才九十九块一毛。基本工资五十一块，物价补贴二十块，粮价补贴五块，电洗费九块一毛，煤贴三块，津贴和书报费等合计九十九块一毛。工作之外兼做两份家教才能应付生活。从第一个月拿工资开始，薪水从来就没有满足过基本生活需求。饿不死的工资确实像女同志的月经，一月一次，不到一周就完了。从参加工作开始奋斗到下岗之前，基本没有积蓄，一直处于被生活牵着鼻子走的状态。不是不努力，是确实没有结余。没有权利时没有机会拿回扣，有权利有机会拿回扣的时候，又为“政治”前途大义凛然的放弃了。下岗之前工资涨到了四百出头，一碗米粉也涨到了四块，油盐菜米、人情客费全都上涨了。中间又调动单位，福利分房也没赶上。下岗以后家里拿不出半两碎银作为创业基金，我该如何做一顿无“米”的下岗之炊！
去沿海去特区打工呢？我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分在常德市五交化公司的一个同学，去深证特区闯荡回来后来到我这里。他比我早一年下岗，下岗的时候单位每人打发一堆扳手、钳子、锤子、斧头和螺丝钉闯江湖。他想歇一下，我想听一下。同时天涯沦落人，我们聊的很推心置腹。
二两一杯的包谷烧酒，他一口倒进了胃里。用手抹了一下上嘴唇浓密且有些杂乱的胡子，皱着眉头对我说：
“我现在都想做掉脑袋的事了。”我离开常德的时候，同学是混得很顺的，不到一年就安排到蒿子港经营部当经理，和一个派出所的女干警谈恋爱，挺牛的。
“兄弟！做什么事掉脑袋？”
“麻逼，贩毒。”同学比我的思想更极端。单干和集体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穷则思变，也是生活的法则。我想过很多暴富的途径，但是犯罪的事情我还真没想过。
“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抓住了，我该死！抓不住，我发财！”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同学见我满是惊讶，给我讲述了他用锤子斧头换的八百块钱只身闯特区的经过。
九八年秋，同学怀着希望，怀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在特区火车站一脸茫然地下了车。特区之大，大出他的想象，满眼的高楼大厦。他不相信在这么多高楼大厦中找不到栖身之处，他不相信这么大一个特区容不下他。走在特区街上看特区的招聘广告，一个接一个的面试。月薪高的，门槛高得连边都挨不上。一张中专文凭别人已不知为何物，他所学的那点知识距特区要求的现代市场理念差了十万八千里。月薪适中的，不要求文凭但要求身强力壮。他到一个地板砖厂应聘，什么都不要，只要他能单手举50×50公分的四块地板砖上下五个回合，立马录用。可怜他何我一样，一双手也举不了五个回合，只好作罢。从特区找到广州，从广州找到从化，从市区找到郊区，从郊区找到乡镇开始他还能睡最便宜地招待所，再后来只能睡街边的草坪，睡立交桥下的涵洞。开始还能坐公交车应聘，后来只能走路去应聘，走穿了一双鞋底。在特区的大街小巷走了一个多月，也没能找到一份工作。他感叹特区人才云集，最后用身上仅剩的五毛钱打了最后一个求援电话后，身无分文，饥饿不已。同学说他当时真萌发了抢劫的念头，试了很多次，只是没有机会下手而已。不是真恶，是真没法子。后来他在路边一个小饭馆里要了一碗米粉，四个包子，边吃边想：吃完了，或者挨一顿打，或者帮他洗三百个碗，任凭老板处置。老板是老乡，没打他也没让他洗碗，告诉他如果没有找到工作，可以继续在他那儿吃米粉。同学说他不想找工作了，老乡给了他回家的盘缠。
说完，同学脱出他那双布满血泡的双脚给我看时，伤感不已：“我也想做一颗对人民有用的螺丝钉，就是不知道该钉在哪儿！”
我开了一句玩笑：“人民也不知道该钉在哪儿！”
这个同学，读中专时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政治头脑和成熟程度各方面都比我强。新生入校当了半个学期的班长后就混到了学生会主席，穿借来的西装和领带在学代会上作报告，有板有眼，让我钦佩不已。
“你原来不喝酒的，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
“病好以后。”
“什么病？”
“急性脑膜炎。”
“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一个用钱换命的病，穷人得了一般都会留下后遗症。
“九五年大年三十，在丈母娘家吃饭的时候从桌子上倒了。”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我有些疑惑的担心，把同学从头到脚重新打量了一遍。
“住了一个星期院，出院后几个月都是拖着腿走路，连两寸高的门槛都跨不过。”
“医院多治疗些日子？”
“缺钱。”
“女警察呢？”
“医院后就走了。”同学又倒了一杯包谷烧在胃里，顿了许久才说：“我病的不是时候，本来过完年单位就要提副总，丈母娘也准备给我们买房子结婚的，命里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哎，活着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同学要我给他借点路费，没有什么借不借的，我的手头也紧，再紧也把一百块钱塞在了同学手里。
社会就怕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人才”，中专就是批量生产“文不文武不武”产品的加工产，所有产品滞销以后自然倒闭。听完同学的讲述，我打消了去特区打工的念头。
下岗前我是单位家电部经理，熟悉的是家电行业。影碟机、功放机、音箱再加一台彩电组成的家庭影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近乎疯狂的速度走进城市，并向农村推进。什么样的组合性价比高，什么牌子的彩电清晰度高，什么牌子的音箱音频范围宽重低音好，什么牌子的功放对比度好混响效果好，什么牌子的影碟机纠错功能好，什么牌子的洗衣机容量大，什么牌子的冰箱制冷效果好厂家售后服务完善特约维修站在那里如此等等，我是比较熟悉的。朋友想买彩电，朋友的亲戚想买家庭影院，朋友的朋友想买冰箱和洗衣机，都习惯找我当参谋，可以避免上大当受大骗。我很负责的为他们做最好的性价比搭配，让他们满意。做生意的老板也很欢迎我给他们带来客户和生意。我帮了他们双方的忙，买方感谢，卖方也感谢，一个三方共赢的空手道模式，成为我所有下岗营生中收益最丰厚的行当。同时，我也不断地了解各种类型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把空手道玩得很敬业和很道德。空手道玩得最成功的一次，是替一个单位配了一套开会的音箱设备，一台影碟机、一台功放机、一对音箱、一台能插三十个话筒的调音台，十五个会议用的麦克风，调试合格后，我拿到了四千七百块钱的差价，快相当于下岗前一年的工资。
空手道还可以升级。
原单位的职工都下岗了，核心资产还没有处置完，国字号的企业招牌还存在。一个生存繁荣了几十年的老字号国营企业的影响，不是一声口令就能立马消除的。尤其是广大农民兄弟对信息的获取还有一定的滞后性，他们对老字号国营单位的信任还能模糊存在一段时间。我已经具备租得起门面的条件，目标盯住了原单位位于商业城家电市场的三间门面。我就是觉得自己曾经为单位付出了太多的汗水，原单位欠我的，应该给我补偿。我是从哪儿下岗的，就从哪儿自己重新上岗。
租门面遭到了汉奸头的强烈反对。因参与围攻汉奸头，终于给了他报复的机会，我和汉奸头的第二场较量又拉开了序幕。
留守领导除了汉奸头，都是原单位的阶级弟兄，还是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最终搞定汉奸头是跟邵东弟兄学习的方法，找三陪女把他灌晕。汉奸头第二天酒醒以后，要把我的合同撕掉。白字黑字，撕成碎片了还是合同。
租金按月支付，租期一年。我第二次杀回单位，是以个体户的名义租赁单位的场地，性质已经完全变了。我的“老板”生涯由此开始。手里并无多少流动资金，合同已签，对于能否把生意做好，我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骑驴看唱本，边走边看。改革，就是摸索和尝试。
我的螺丝钉钉在了一个市场的缝隙处，自己也觉得是铤而走险。
箭在弦上，会逼着你去用力拉弓。只要能赊销、代销的所有途经几乎全部用尽。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是市场经济混战最惨烈的一个时间段，像郑百文这些有实力的单位就是用承兑汇票买断长虹电视机几个型号的产品，然后出手套现，销售模式都是遍地开花，互相残杀。市场经济每一轮洗牌的前夜都是这个样子的。升级版的空手道虽然避开了一些风险，玩得也并不轻松。
店里的商品都是别人的，主动权始终在别人手里，赚多赚少也由别人控制。生意人总是一个比一个精，十个老板九个狠，合作伙伴的算盘打得比我更精，他们只负责提供商品，按日结算，所有的售后服务都由我自己负责，而他们送你一半名牌产品的时候也要搭售一半的杂牌产品。
坐店经营不到三个月，如何解决售后服务问题成为我最头痛的问题。湘西山里的电视信号又不好，今天张三说他买的电视机图象模糊有雪花点，明天李四又说他买的电视机有几个台收不到。常常是每天清早一开店门，就有顾客抬着一台电视机等在门口要修要换，而生意人又最忌讳一开门就有人找麻烦，解释、争吵、冲突天天上演。混战中的家电市场，几乎没有一个厂家在山城有特约维修点，都是一张保修卡卖十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维修自己解决。有的杂牌机根本就没有维修渠道，有问题只能自己想办法。有位顾客买了一台洗衣机，打电话说有问题，我派师傅给他上门看了两次还不满意。还要带其儿子女儿女婿一家人气冲冲地来到店里兴师问罪。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我给他换了一台新的。家电行规保修一年，从购买之日起算，其子要求从换机之日起算。我无法再退步，言语不和，其子操起一把铁铲就砸向我的头部，我本能地一闪，铁铲砸在我身后的冰箱上，凹下去一块。我也气血上涌，拉下了所有的卷闸门，顺手操起一根拉卷闸门的铁钩劈过去，关门打狗，派出所干警来了要拷人才平息了纠纷。在民警的调解下，那厮掏钱买下了那台被他砸坏的冰箱。我也从此进入到一个解决售后服务的旋涡之中。每天都要笑脸给每一位进们的顾客介绍商品，又要面对无数顾客的刁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争吵就会发生，冲突就无法避免。心情也是时好时坏，做成一笔生意时，高兴。争吵发生后，又烦躁不安。如此反复交替的结果就像患有低血糖的病人，情绪很容易激动，而且自己无法控制。
家电价格在相互残杀中不断下跌，但门面租金却在以几何倍的速度上涨。千禧年年关前，我转让了三间门面剩余时间的租赁权。歪打正着，本来是想做生意赚点钱的，真正赚钱的却是倒腾门面。除了支付合同租金以外，第一桶金竟然一次装了五万元。
被拮据压抑了无数年的购房欲望，噌的一下膨胀起来，无法控制。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也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拍板购了一套九十平米的现房。从“无产阶级”到“有产阶级”的过度，多少有些戏剧性。下岗之初的忧虑、惶恐、沉闷等等可以暂时关在门外了，当时就是那样自负，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我对房子的渴望实在是太强烈了。
参加工作之初，数月无栖身之地的苦痛是刻在心里头的一道疤痕。后虽有了方寸斗室，也只是能放下一床而已。平顶仓库改成的单身宿舍，没有隔热层。每到夏天，屋里就象蒸笼一般，一桶水泼在地上，转瞬即干，躺在床上一分钟，汗水就湿透了枕头。冬天因为前后五百米没有厕所，睡觉前不敢喝水，天不亮快步跑向一里之外的临江公园方便，要多难堪有多难堪。调到山城以后，虽然住在了岳母家有卫生间的房子里，但里面的气氛令人窒息和不安。九六年春，单位曾有过一次集资建房的机会，条件是每人要交二万五千块钱的集资款。二万五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和长征一样远的距离。借遍了所有的朋友只借到四千块，同柜台热心的同事用他们的存折质押在银行贷款四千块，最后还是无法凑齐而告吹。
“革命工作”八年没能解决一个蜗居之处，单干一年有了三居室。这是混战中抓住的一次机遇，机遇没有停在一个地方等我，而是隐藏在生活的漩涡中，我也是钉在缝隙中进入漩涡中，才抓住它的尾巴。
安徒生说，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要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芬芳可以暂时不要，先要一点属于自己能够蜗居的地方。
儿子有了一个家，老子却煮了一锅夹生饭，一口吃下去，消化不良，难受的反应很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