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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照地址，我们历经三天两夜，抵达了名叫碧岭村的地方。
一周后才弄明白，我们到达的地方，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深圳。碧岭距离深圳市区还有四十多公里，想进入真正的深圳，还要过一道边境关口，没有特别通行证，是无法过关的，而只有进入到关内，才算是深圳市区。关外，只是行*区划意义上的深圳。
灰蒙蒙的天空，昏沉沉的空气，乱糟糟的街景，疲惫不堪的人。
在一家棉被、枕头、胶桶和脸盆堆积如山的百货店门口，放有一张油漆斑驳的木桌，上面放着一部出租电话，硬纸板上写着“一块五一次”。我们按照老乡在电话里的指点，乘上拉客摩托车，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土公路，进入山坳间的村落。举目四望，没有任何值得我惊艳的地方。村外围，有几处正在开山建厂的工地，机器马达隆隆作响。破破烂烂的棚户屋，一片连着一片。村里的工业区刚成气候，工厂的大铁门一扇挨着一扇。飞扬的尘埃布满了小村的天空。终于拐进一条看似商业街的路，两边的店铺花红柳绿，热闹而凌乱。摩托车停在村委会门口。这才看清，我所在的位置，属于深圳龙岗区坪山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我在一家门脸很窄的纸品店门口，又花一块五毛钱，打电话给老乡。
她指点我们再乘摩托车往山里去。终于来到一家依山而建的五金铸造厂门口。十几分钟之后，我就开始惭愧我的见识和想象力。我们走时，行囊里装了茶杯、茶叶、枕头、铺盖、电熨斗、晾衣架和一吊腊肉……以为总会有一间属于我们的蜗居。在路上折腾了三天两夜，全身馊臭。以为到站了，总可以有个地方，痛快淋漓地洗个热水澡，好好吃顿饭，喝杯茶，再从容不迫地谈论上班的事情。
一切都来得那么急、那么快，令我猝不及防。保安告诉我，因为我们到的太晚，厂里需要补充的生产员已招齐。不是厂里的职工，不准进厂。我只能背对不知道何时冒出来的，西下的夕阳余光，隔着钢筋窗口，和他说话。等候在写字楼当文员的老乡通报老板，能不能让我们借住一晚。
好在老板开恩，让我们进门了。南方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四月中旬，天气已经很热。用冷水洗澡完全不冷。厕所和冲凉房（洗澡间）是合在一起的。站在厕所蹲道两边冲洗，脏水正好落进下水道冲走粪便。虽然恶臭扑鼻，但毕竟能洗个澡，身上清爽了许多。
我当晚借住上夜班的老乡床铺。吃了老乡偷打来的晚饭：苦瓜炒蛋。虽然有些吃不惯苦味，但粘了少许肉汤，还是挺香的。比后来让我隔了很久才适应的蔬菜：生菜和油麦菜，味道还是要好上许多。我开始以为，生菜就是老家喂鸡的莴笋叶子，油麦菜就是老家的鹅菜。其实，它们不是同一个品种。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老乡告知我，明天一早就要出去找工。找不到工作，就没有吃住的地方，就有被抓捕后送去山上打石头的危险。看来，在清贫庸俗的日子里，渴念已久的“远方”，不仅没有鲜花美景、遍地*金，还有可能会遭遇牢狱和苦力。
老婆的运气比我好。老乡的妹妹是写字楼文员，工厂的高级职员。她拜托厂里的总管（当时工厂里，除了老板，这是最大的官），总管拜托老板，将老婆介绍到了一家台资手工编织厂，次日一早可以去上班。
第二天，我们分了行李，沿着窄窄的水泥路，离开山脚。乘着习习的凉风前往工业区，找落脚点。离开这条小路，放眼四望，在山脚下的旷野中，杂草和灌木异常丰茂。路边时不时传出一两声奇怪的鸟鸣。稍远处，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民房。那时没想过，我将会在一年多之后，住进其中的一间民房。
将老婆送进一扇大铁门之后，我就带着车票和身份证，按照老乡的指点，如觅食的猎物般，在工业区转悠。街边的电线杆、厂门口贴的每一张招工广告，哪怕早已被雨水打湿变色，字迹模糊难辨，只是一张在风中飘飘抖抖的破纸，我都按住仔细阅读。
走路时，我尽可能躲着穿迷彩服的人。据说，当地有规定，新人到达此地，三天之后不办理暂住证，身上没有厂牌（工作证），治安队随时可以当成“三无人员”（无身份证、工作证、暂住证）抓走。事实上，在那个打工暴热、社会管理混乱不堪的年代，一个村治安队员的权限，在世道的局部，往往大过公安局长。他们随时可以改变你的命运，至少是人生的方向。半年后，耳闻目睹的许多事件，让我渐渐明白，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仔、打工妹，有没有合法有效的证件，并不能确定你是该被抓捕还是被放过。更多地，取决于你撞上的那位治安员的心情。
我在恐惧不安中，一边祈祷着能尽快找到一张，在有效期内的招工广告，以防自己的命运过期，一边想着，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老板肯收留，我都愿意去做。必须要先找个吃住的地方，将自己安顿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珠三角的打工现场工作难找，就像一场不死的瘟疫。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有为青年的悲惨遭遇，折磨得多少人痛不欲生。
我的两位同学初到深圳找工，虽然一再发誓，只要是人做的事，都愿意去干，但他们愣是一个多月，连掏大粪的工作都没找到。他们睡过街边涵洞，饿肚子时偷过农田里的甘蔗、萝卜充饥。半夜被治安队像老鼠一样追打过。一位死不改悔的家伙，幸亏坚持了下来，最后成了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他当时终日蜷缩在我破旧的租居里，等候简历的回复。每天靠两包六角钱的方便面度日。吃了十多天后，面*肌瘦的他告诉我，“我发现方便面的佐料包里，一般有十二到十六颗味精。”更瘆人的，听同事说，有两位未成年的四川姑娘，在走投无路之际，雨夜只好住进了山上的陵墓……
下午三点多钟，我的好运终于降临了。我被一家台湾丝花厂录用为保安。七块钱一天，一天十二小时。每天扣两块钱伙食费，押金五十元。立即就可以进厂上班。我迫不及待地进去，面见年轻貌美的潮州老板娘。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板娘是台湾老板包养的“二奶”。在雇员入职档案表上签字画押时，我在惴惴不安中，潇洒地签上了我在金峰练就的“艺术签名”草书，反转的“姜佑生”。不看身份证，再也没人知道我是谁。
在这家造假花的厂，我干了十三天。大部分时间上夜班。开始以为，上夜班是可以睡觉的。因为我下了班在工业区转悠，看见不少厂的保安室都有床铺。我于是在遇到老板时，跟他说，门卫室夜里睡觉不方便，是否可以放一张小床。老板鼻子都气歪了。老板的朋友来访，我帮他开门，他对我提意见说，地上有烟头，要及时清扫。我敢怒不敢言，赶紧拿起扫帚开始清理。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我想起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只能到一所大学干清洁工时，也就把我的“老师身份”当一个屁放了。
夜里不能睡觉，我就坐着写信。先给父母和亲戚朋友写信、报平安，闪烁其词地汇报我大出意料的处境——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工资居然和金峰差不多，而且不被任何人待见。不过，在写给父母的信里，我只说一切都好。还能给谁写呢？先给在我走时偷偷将一份求爱信塞进我抽屉里的女生写了回信。大意是鼓励她好好学习什么的。接着，我给语文组组长写信，除了汇报我的情况，还恶作剧般地在结尾，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想看看她如何回复。可惜，她一直没回过我信，挺没趣的。
还给谁写了？好像是给《皖西报》的文老师写了信，寄去一篇题为《让平凡擦亮你的名字》的散文和一首《打工者》的诗。（当时很厌恶“仔”，觉得应该叫“者”有尊严些）散文应该很快就发出来了。我的一个内侄看到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鼓励我要好好干，告诉我要相信“宝剑锋从磨砺出”，不要灰心丧气，不要妄论什么平凡与崇高。
整夜整夜地坐着，极想和人说话。但陪伴我的，只有四平方斗室里的一桌、一凳、一灯。它们的破损处酷似嘴巴，可都被封箱胶纸封住了。我的脚被控肿了，往往需要白天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复原。在那些微明的凌晨，我喜欢在铁门内徘徊。孤独和无聊像是污浊的空气，完全淹没了我。
二
当保安时，我有幸认识了工业区的另一位保安。我们是老乡。他给我提供了环宇厂要招搬运工的消息。并告诉我，每个月连加班，可以挣到三百多元。这个机会被我抓住了。我都没来得及和老婆商量，就辞了工。
结算当保安的工资时，才发现丝花厂有条规定：急辞工按百分之六十结算扣押的所有工资。那时的工厂一般扣押三个月工人工资。理由很模糊，好像是怕工人搞破坏或突然跑掉影响生产。官方急需借鸡生蛋，搞活经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厂方的做法。入厂押金一律不退。十三天，按百分之百算，也只有六十五元（扣除伙食费）工资。押金不退。我拿着押金收据和老板娘据理力争。老板娘说，我要是退给你，就对不起那些被扣掉的工人。我说，你退了我的，就少对不起一个人。劳动法规定，工厂是不能收押金的，收了一定要在离职时退还。她无言以对，电话招来了治安员。
个头不高，留一圈小胡子的治安员，黑着脸，恶狠狠地问我，你的收据呢？拿来我看看。我递过押金收据。他当着我的面，毫不犹豫地将收据撕得粉碎。然后，扬起一片纸屑，若无其事地问我，你还有收据吗？你要是想在这里闹事，我立即可以抓你。一瞥之间，我记住了他胸牌上的名字：刘XX。
我还记得，那天，老板娘看他如此横行的时候，眼神也十分暗淡。为了回避这种尴尬而孱弱的时刻，在我当老板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从没借助过治安员，抑或某类*府官员的力量（这至今都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暗力）来对付职工。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替我着想的要远比员工多。
我也在茶余饭后，经常提起这件事。为此，还在鼻子下，留了十多年的“仁丹胡”以示纪念。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期然遇到一位江湖大佬，因我有恩于他，他急于报恩，在多年后私下替我专程去找过此人。兄弟，我是想解除你的心魔。事后他这样跟我说。他们用手机拍了治安员受难（他们暴打了他一顿）前后的照片给我看。这件事的发生，我完全不知情，也素无此意。我确认大佬和朋友找到的、业已退休在家的老家伙，就是当年助纣为虐的治安员。我一直记得他的样貌。尽管他落光了头发，鼻青眼肿，嘴角流血的样子难看极了，但我坚信没认错。
这位替我强出头的大佬，很负责任地告诉我，这种人没好报的。听说，他很多年前就被开除了。老婆也病死了。他儿子成天*博，欠了一屁股债，不知跑去哪里了。他一个人住三间破瓦房，靠养老金过日子。大佬还说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他说，我们没找到那个老板娘，那家丝花厂早关闭了。但你放心，我们哥几个往后只要有机会，专找潮州女人替你出气。我吓了一跳，赶紧阻止。我知道这很荒唐，充满了恶念。但我更知道，我无法阻止这位口必称“义气”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大佬。他很像我的那帮中大学长，打着商务考察的旗号去日本嫖娼，却美其名曰“雪耻”一样。
我那天在万分惊恐中，逃离了丝花厂。就是这个家伙，让我今生，将一部分珠三角的治安队员，不，应该叫地痞流氓，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其后的若干年里，我不断地幻想过古时的凌迟、五马分尸和炮烙之刑。假设我被赋予了杀人无罪的特权。当然，我的幻想和假设是私密的，无意义的。手无缚鸡之力，往往会误家误国的我这类人，永生只有一腔虚空的幻想。我没有大佬的酣畅，也不敢面对他的淋漓。
作为一名曾经的文学爱好者，上班时间再长，活计再重，我总还会挤出一些时间，进行阅读和写作。这嗜好，就像深埋在我身体内部，弃之不去的一颗舍利。总在轻松的一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可那时的写作，主要是修改带出来的几篇旧稿，用来消解身体的疲惫。在环宇厂的第一年，我先后在《佛山文艺》《外来工》上，发表过几首诗和两篇小说。后来，就不再想写作的事。只是偶尔去买几本印刷低劣的色情刊物消遣。不加班时，我更感兴趣的是去玩“老虎机”，去地下录像厅看*色电影。
写作，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往往是毫无魅力的。那时读到的文学作品，多是关于打工的。即所谓的“打工文学”（后来才有此称谓）。这类作品的内容，多是书写打工人的苦和泪、冤和屈，思念与别离，挣扎与呐喊。我带上自己的脑子，认真阅读打工文学，应该是从年下半年开始。我在百无聊赖中，居然重新开始了爱好文学。
我的打工生涯，从坪山到松岗再到望牛墩，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从一线工人到代班组长，从主管到部门经理，到总经理。从台资厂到港资厂，再到大陆厂，我干过电子线路板的镍、金电镀，线路板的制造全流程，家用电器的流水线焊接、组装等。我见识了从未见识过的，学到了从未学到的。
我初步理解了工业和农业，我的遥远的江村和深圳这座渔村，存在的天壤之别。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上，人们面对的每一天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上一趟厕所，喝一口自来水都像被老虎追赶着，急急慌慌地洒落几滴在裤子上。重复的，唯一的场景，就在永无休止的生产流水线上。肉红色的十指，混迹在冰冷的金属零件之间，一样散发着金属和油污特有的腥味。
也许属于另类，我好像没感觉到有多少苦和累。冤和屈虽有那么几次，但谁又能保证，在老家上班就不会遇到？我一直想对那些刻意歪曲、夸大打工现场劳苦与冤屈的作者说，既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出来打工？留在家里种地好了。我不曾问出来，是因为，作为一名资深的农民工，我不想无故被称为“打工汉奸”。也不想引入，我们有没有权利外出打工，有没有权利享受平等待遇，分享改革红利的漫长论争。这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
设身处地地想，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留在家里的几亩薄田上，也许更憋屈、更辛苦。蒙受屈辱的机会，也不见得会少。人一穷，就不定会酿出什么样的悲剧。我读过不少打工诗人、小说家的作品和自传，险象环生的比比皆是。我一直在琢磨，时间倘若能分叉，让我们去体会两种以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又将如何？可以预估的将来，会对现实造成什么冲击？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经常让我兴奋不已。
开始打工的几个月，确实很绝望。我一次次想过回家。
我不是一匹好马，但我也不想吃回头草。一是觉得我没有脸面回去；二是觉得这种吃饭、干活、睡觉的简单日子，与我有着别样的享受。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连蚊虫和墙壁都是陌生的。亲朋好友，全在千里之外。一切的顾忌都随之消失。想用什么样的面孔和表情面对生活，都无所谓。思想感情里的诸多纠结也戛然而止。仿佛一切都失去了固有的意义，除了每月挣下的一沓钞票，其他都没多少价值。于我，这是一种从尾椎骨里渗漏出来的，微妙的自由。
我已混迹于社会的最底层。工作时间长就长，累就累，脏就脏吧。反正很简单。舍出力气和耐力就行。繁重的体力劳动，是解决精神危机最有效的方法。从纯粹的脑力劳动，转换为纯粹的体力劳动，我很快就精神疲软，习惯成自然了。温水煮蛙的效应，前辈们的服苦役或走进“五七干校”，应该与最初的打工人处境，大约同出一理。
我所在的工作组，名为“点数部”。实际上名不副实。要干的工作多而繁杂。装货卸货、清点分类、安排生产、跟单打包、踩三轮车送货等等都要干。最后发展到，我们还要处理客户投诉，帮助财务催款、收支票。
我们组八九个人，分成白夜两班。适应期两个月过后，我的文化优势凸显出来了。我比他们几个学历都高，字也写得漂亮。工作态度认真，工作质量也高。我善于将清点后的单据弄整齐，用钢尺、细铁丝和牛皮纸做像样的登记簿。还知道英尺和厘米的换算，就在反手之间（几个兄弟懵懂。没人在意我们使用的测量钢尺，一面是公制单位，一面是英制单位。想知道一英尺等于多少厘米，只要掐住钢尺，翻转过来即可）。我还会根据地图，规划送货路线，仅安排一趟车，就将沿途的客户货全部送完，为厂里节省运输费。
我在毫无所求中，很快当上了领班组长。因为主管要辞工，主管的位置显露出来。有位姓苏的同事，是总管的老乡，一心想当主管，后来因没能当上而辞职。辞职时，他跟我找茬，我居然问他有啥事？气得他头一甩，匆匆走人。
在环宇厂，让我感觉不错的，首先是伙食。每天总有肉吃，最差也有午餐肉或肉汤浇在褐色的空心菜上。而同期在老家，还只能每星期凑合吃顿肉。其次是，工资收入已经有三百多一个月了。相当于老家的两倍。让我感觉糟糕的，就是每天要上班十多个小时，住集体宿舍。没有自己的私密时空，出门也没安全感。广东话除了几句骂人的脏话，其他都听不懂。只能看清那些讲粤语的人，有意无意之间，展示“本地人”的优越表情。
三
难以承受的身体之重，是性压抑。和老婆见一面都很难，更别提夫妻生活了。我们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下班时间也不对称。拖至深夜，见一面还惊恐不安。怕撞上打劫，更怕撞上治安队巡查。一不小心，就会留下终生悔恨。
几乎所有的打工人，都在无可奈何地坚守着青春的骚动，极力控制住分泌过多的荷尔蒙。像一颗正在形成的恒星，一边是随着外界见闻向内心塌缩，重力不断加大。另一边是自燃释放的能量让身体膨胀，斥力不断加大。这两股力量势均力敌尚可，一旦失去平衡，就会无序地爆裂开来，弄得不好收场。
我们还好，深夜在野外约会的时候，只撞见两次打劫。一次小有损失，我的半盒一块五毛钱的“羊城”牌香烟，老婆二十八元买的，一块女士石英表被劫。另一次有惊无险。两位操着和我同样方言的家伙，拿着铁棍和菜刀，正要对我们搜身，赶上治安队的巡逻车开过来，他们慌忙逃进了旁边的香蕉林。治安队对我们，只是查了证件，训斥几句了事。
我的一位四川同事，就羞愧得无脸见人了。他和老婆在当地农民的香蕉林里野合，不幸被人发现了。当地农民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收成会大打折扣（那时香蕉刚开花还未结果）。男人用蹩脚的普通话，夹杂着客家话，对着低头哭泣的同事老婆，指手画脚地怒骂，他女人赶去报告治安队。很快，伴随着利剑般雪亮的光束，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两位凶神恶煞般的治安队员一跳下车，不问青红皂白，扑上来就将我的同事按倒在地，在他的光脊梁上，狠狠跺了十几脚，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阵“鸟语”后，才恢复正常工作语言，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话，罚了我同事五百元款了事。
一时间，当地农民废弃不住的危房，一些新搭建的廉价铁皮棚，被手头稍微富裕些的打工人热租。我的小说《纸墙》，就来源于此。一帮同事，为了省钱，合租下一个旧仓库，用麻绳和牛皮纸制作纸墙，将空荡荡的仓库分隔出几个单间，留待深夜席地而眠。你可以嘲笑我们的不堪，嘲笑我们当年的好色。我们原谅你，是因为你从未曾经历过，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被物欲横流的大潮一次次冲击，又被无限期地禁欲。
我也租过铁皮棚。最后租的，住了时间较久的，是山脚下当地人废弃的民房。这所危房，分左右两间，上下两层。右边开门进入，顶棚上放置了两口棺材，下面是我老乡两口人的卧室。从侧门进入左边的一间，前半部分是厨房，后半部分是我和老婆的卧室。顶上是放置杂物的。我在小说《等待偷袭》里，对我们住在危房里，发生的诸多尴尬事，有过具体的记录。我们多次被治安队以抄家的方式，深夜查房。他们踹坏了弱不禁风的旧木门，最后我只好用麻绳和胶纸裹缠了事。查房，第一次没收了我的一套西装。第二次没收了我珍藏的人体摄影集。他们说，穿西装、看摄影集的打工仔，都有干坏事的嫌疑。尽管我们属于“三证”齐全的良民，但“嫌疑”这回事，不需要任何证据都能成立。
我一位在横岗上班的老乡，趁放假来看我们。老婆打算在厨房煮方便面。没有柴烧，她们就去对面倒塌已久的民房废墟上，捡回一些树枝和朽木板。进门的时候，被当地一位妇人看见了。她立即认定偷了她家的柴禾，开始破口大骂，要求赔偿。快速赶来的治安队，要求我们赔偿六百元钱。倘若不给，就抓走我老乡。当地妇女告诉治安队她的直觉，她看我老乡长得好看，像是准备来“做鸡”（当妓女）的。我至今记得，这位五短三粗的农妇脖子上，那张紫棠色的脸，在正午的骄阳下，是多么的狰狞和霸道。因为她的怀疑，我们为了保护老乡，只好乖乖地给了她六百元钱，并保证今后不再“偷”她家的柴草，老乡下午就回去上班了。
好像是三年之后，我们已经转战到了松岗镇。我这位也很厉害的老乡，说了一件让我们不寒而栗的事情。她曾伙同哥哥嫂子一起，去报了仇。他们夜晚找到了那个妇女的家，点着了她的房子。老乡意犹未尽地说，可惜没烧死那个魔*。她一家人都跑出来了，只烧了两间房子和一些家私。我们站在山边看了一会，有十几个人出来救火，没能形成气候那火就给扑灭了。
为了出气，你们居然当纵火犯？
对付恶人，就要以暴制暴。老乡不以为然地说。
性事真是不幸。那时候，热恋中的情侣们，因为在外租房，被治安队查获蹂躏后，抓去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一种行*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嫌疑人抓捕，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等措施。这一不合理的酷刑，改革开放初期在打工人身上，被用到了极致。直到年，*府才宣布废止）的，不胜枚举。
我在上班时，收到过一个铅笔写的纸条。是一位曾在我们部门做过的湖南籍女工。她是和男朋友在外租房，被治安队查房抓去惠州的。男朋友后来不知去向。她托人从看守所带回来的这张纸条，歪歪扭扭地地写着：
姜大哥，你要是将我*（赎）出来，我甘愿为你当牛做马。这里到处都是屎尿，我快要被蒸（熏）死了。
当年的看守所，通常是几十个人，挤在一座中间有无盖下水道的大仓里。被关押人员的大小便，都存留其中。
这事只要一想起来，我就心痛不已。这纸条，我给同事们看过。大家都沉默不语。她以为我是主管，有能力救她。可当时救她的唯一条件，就是钱。需要七百六十八元。而这笔数，不仅我拿不起，就是我们整个部门凑，一时也凑不齐。
纸条四天后过期，不知道后来她是不是“作废”了。
四
重温过去已久的感觉，往往和当时的亲历之感，截然不同。我现在的回忆，就打上了甜美的基调。而且，任何人的回忆，都具有显而易见的不可靠性。普希金那首撩人心弦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而那逝去的/又会让你感到亲切和可爱。”当其时，我身处的世界，正充溢着无奈和痛苦。
有次，我与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海聊，说起吴总在张家界“猎艳”时，表现出的令人惊叹的技巧，和难得一见的大方。我正为之羡慕不已，不料，席间有位同历者，立即反唇相讥。在我的记忆中，这明明就是一件清晰如昨的事，可他偏说我弄错了。他说吴总那天并没买单，连送美女的鲜花和手机，也不是吴总出的钱。吴总只出了身高和XX。他还说我竟然连时间、地点都弄错了。脸红脖子粗的争论之间，他掏出手机，找出了铁证如山的照片。引发一场令我深感尴尬的哄堂大笑。我这才半信半疑。回来查我的日记。我真的弄错了。那是某年某月某夜，发生在从化温泉的事。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也和大多数作者一样，为了顾忌我在现实生活中，那不可理喻、一文不值的所谓名声，我会刻意隐藏一些事情，掩饰部分细节，也会委婉一些讲述事情的程度和氛围。毕竟，我虽然经常说，一路走来，我都是在孤*奋战，但我从未真正一个人孤身工作、生活过。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也是和许多人共同经历的。我写的故事并不遥远，他们都还健在，他们完全有可能，在某个缘分时刻看到我的故事，辨认出他们模糊的身影，他们自然会甄别出事件的真伪，也会由此看出我的眉高眼低。所以，我不会强调所述故事的真实性，也绝不会承认我在瞎编乱造。
谈及过去二十年的履历，有三个人，我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
首先要说的，就是环宇厂的老板之一“孙功成”。这位个头不高，白白净净，浑身始终散发着古龙香水味的香港人，算是给了我重要机会、直接促成我命运转折的第一人。他说话时，喜欢习惯性地抽搐脸颊，颇有点东北二人转演员赵四的味道。不过，在江湖传说中，他多被描述成“笑面虎”和“色狼”。连他那两个粗俗不堪的小舅子，背地里也这么说他。当时，他的两个小舅子在厂里当货车司机，他们经常肆无忌惮地抱怨姐夫“没料到”，没能创造条件，让他们占到厂里更多的便宜。
我随孙老板离开环宇，去到松岗时，他有了三位新的拍档。其中有位因为股份少，整天守在厂里，和我关系挺不错的梁先生，有次跟我评价他说，孙老板好像随时都装着一肚子*主意。他不是一个好师傅、好老板，但是一位合格的情人，一位擅长搞运动的专家，一位很狡猾的生意人。我觉得，梁先生对他的评价很中肯。
当制造业从暴利转入微利时代，从靠着老板的胆大、心黑，会拉关系走后门就能高枕无忧的环境，走到动辄得咎，一不小心就会踩雷，被处罚查封的环境后，他的结局很悲惨。他和刑先生在电镀厂基础上，二次创建的环宇双面线路板厂，没干几年就倒闭了。这家厂，是他在松岗败北后，转回去又做的。好像耗尽了他全部的资产。传说，他一度被债主追杀，香港的房子都卖了。最后，他还和老婆离了婚，在香港宣布了个人破产。这些情况，我都是道听途说，半信半疑。毕竟，他是早年发迹、精明过人的人。
他
其实，不是我有很高的“文化”，而是同事们学历偏低。
当时，我们全厂百十号人，高中毕业生的，只有两三个。初中毕业的有十几个。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我们部门和办公室加起来十几个人，除我之外，只有一名初中毕业生和一名初中肄业生。我们五大三粗，凶神恶煞一般的梁总管，小学都没毕业，在签罚款单时，经常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总是将“栋梁”的“梁”写成“强梁”的“粱”。
有那么一天，孙先生突然派人找到我，要我帮他写公司名的汉语拼音（后来我疑为他是有意测试我）。我随手捡了一块纸片，用铅笔写给他。之后不久，他又找我，煞有介事地交给我一份资料，布置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山东某地，帮他注销一家公司。我一点不懂这事，只能想到去当地工商局问问。我抱着去试试的心态，懵懂地答应了他。还好，这事最终没能成行。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车间拦住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做线路板。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迟疑着说，我不懂做线路板。
他反问，你以前也不懂电镀，现在不是在做吗？
我说，那行吧。
原来他跟人合伙，在深圳松岗开了一家线路板厂。他打算委派我担任港方厂长。这个职务，从后来具体负责的工作来看，说成是工厂总管更合适。事务的繁杂，比当时小工厂总管们管辖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
我的工作，是从真正的零开始的。
我抵达松岗上班时，车间和宿舍的楼房还没装修完，水电都没开通。整栋工厂、宿舍，只有我和我的行李卷。
午饭后，我乘拉客摩托车弯来拐去，终于找到工厂所在地。空旷的厂院里，只有几位装修队工人，在漫不经心地搬弄装修工具和材料。询问后才知道，他们是梁先生找来负责车间装修的工程队。工头给我看了一个传呼号码，正好是我的。他说，你们老板告诉我，叫我有事找你。我茫然地点点头，接过他递来的一根烟。
赶鸭子上架，说的就是我。我按照厂区平面图，找到厂宿舍楼，选定了一间宿舍，然后搭摩托车去镇上，买回蜡烛、蚊香、凉席和清洁工具，开始了我的港方厂长生涯。次日一早，我传呼当地发展公司经理委派的报关员，拿到了我们公司的公章。有了公章，我自行设计表格，就能合法地到镇人才市场去招工。那时候，普通职工十元一天，加班费一块五一小时，想招多少人都有。专业技术人才，比如持有上岗证的电工、厨工、会计，也只需要八百元一个月就会跟我来上任。
我想着、打听着、摸索着展开工作。那两个多月，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忙碌的时期。我付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错失了一些让我悔恨终生的事情。才算勉强将这两个月对付过去。
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俗称“风球”，也叫“打台风”。
我到松岗十几天之后，好像老天要给我一个下马威似的，广播电视宣布要防五号“风球”。我那时对“风球”没概念，对天气预报也向来漠不关心。上午的阴沉天，又闷又热，大清早后背就全汗湿了，像背了一面黑锅。到了午后，刮起了大风。下午五点多时，风停了，天上的云稀薄了很多，我还以为要天晴了。可是，突然间又黑云压城，暴雨随后而至。疯狂的雨线，对着厂院扫射起来，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
厂院里积水成河。混浊的泥水，裹着垃圾，开始波推浪涌地往车间灌。我赤膊、赤脚，率领十几个工人（还没正式生产，为节省费用，只招了这么些人）投入抗洪抢险。折腾到晚上十一点多，终于将积水堵在了门外。门内的积水，我们用饭堂的锅碗瓢盆往外舀。院子里成了一片汪洋。车间一楼也弄得不像样子，到处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线材、工具和板料，堆叠在底层的板都被水侵蚀了，估计要报废。我正筋疲力尽地坐在楼梯上，想着去哪里找晚饭吃，大股东华老板从香港打我传呼。我复电话过去。他询问厂里的受灾情况。他是从电视上，看到我们这边受灾的。
我如实向他汇报了情况。他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通。他怪我不懂未雨绸缪，质问我为什么不早点买回拦水沙袋、抽水泵等。他越说话越多，我失望、沮丧到麻木。直到他问，你还在听吗？我才“嗯”了一声。我期待着他说出炒我鱿鱼的话来。只要他说，我会立即收拾行李，连夜走人。我的辛苦，在他那里一文不值，连一声问候都没有。在我“嗯”第二声的时候，他扫兴地挂了电话。当话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忙音时，我才呆呆地挂上话筒，饥饿和寒冷随之袭来，我忍不住骂了一句“王八蛋”。
水落石出。昏*的路灯照出四野一片狼藉。我领着十几个工人，赤脚去工厂附近的一家大排档吃晚餐。我一边小心翼翼地咀嚼着掺了沙子，有股狐臭味的炒米粉——大排档仅剩的一箱米粉，在暴雨中被水淹过。一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反刍着华总的话。也许怪我太幼稚。山高皇帝远的，我不说线材和板料遭水浸，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何况，水灾也没造成多大的损失。后来那些伤了水的材料，晒干后并没有扭曲变形，全部都用了。
次日上午，孙先生在香港打我传呼。通电话时，他告诉我公司要上数控钻孔机，交代我要特别注意，说这是很精密的设备，要我准备招一名专业操作员。交代完工作，他问及工厂遭受暴雨的情况。听我介绍完情况，他安慰我说，华总就是一土老帽，你别和他一般见识。正常进行你的工作，我回去请你吃饭。你要记得多跟我沟通。
这让我心里好受了很多。
繁忙中时间过得飞快。两个月的装修期，不觉间就逼近了尾声。华老板指示，无论如何要赶在月底试产。我的时间也就密不容针了。
清早，我正在办公室和客人谈安装啤机的事，接到老家的传呼。复电话过去，是老父亲。我问他有什么事，客人站起身要走，一边朝我摆手说，姜先生，我们就这么说定。我先走了。因我心想着，要他带吊车和安装滑轮过来的话，还没顾上强调，我就跟父亲说，我现在有事，待会再跟你说。我放下电话送客。我们一路走，一路说，到了大门口道完再见，电工戚工拦住我。
他问我接装变压器的事怎么定？我们谈完变压器的事，又接到华总传呼，交代我要特别注意，安装啤机要用三相电，电缆要用厚实的绝缘皮裹紧。电工在一边瘪嘴表示不屑。他接着设问：你知道从哪里能买到这种规格的绝缘皮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大陆是买不到的，只有香港有。你派个人坐车去坪山我老厂里，找XXX拿就行了……我将回复父亲电话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那时家里没安装电话，父亲打我传呼，要到两里外的镇上邮局。他也不知道我们厂的电话号码。老人家傻傻地在百货店，等电话到天黑。晚上，他一个人沿河堤回家时，摔了一跤，摔折了手指。后来我想，他要是摔进河里淹死了，我这一生估计就要跪着过了。直到第二天，我才想起，还没回复父亲电话。赶紧打电话到邮局，托人带信给我父亲。我不敢离开办公室，专心地守着电话。
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和父亲通了话。我耐着性子，听了他十多分钟的抱怨和询问。确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和我说说话儿。问的一些事情，他都是冠以“你娘想知道……”好像他根本无心知道，是被娘逼来问我的。我的硬汉子父亲，好像从没直接表达过，他的爱子之情。但他无意中的话语和神情，经常暗示我，我是他心底的半边天。
周二的晚上，接到孙老板电话，他问我是否招到开数控钻床的师傅，他周四上午，要带客人来看，需要现场演示做样板。我说还没找到。他要我自己顶上。我还没来得及说我不会，他就挂断了电话。
次日一早，我带上操作说明书，叫戚工和我一起进了钻床房。我开始学习调试数控钻床。我对机械原理，属于完全白痴的那类人。连家里的闹钟外壳、女儿的玩具车，拆了我都不能复原。但我拽上戚工，固执地开始了尝试。
一遍又一遍地从头来过。时间从早上七点，咔咔咔地往前跑。操作面板总是显示有故障。戚工被我指使的，围着机台团团转。他一会要去电话设备供应商，一会要帮我找工具，一会要帮我确认操作说明……终于，我感到头晕眼花，饥肠辘辘。看看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我对戚工说，不搞了，我们先去吃午饭，下午再接着干。戚工望望头顶上的日光灯，幽幽地对我说，现在是夜里十一点多……
用我老家的土话说，在松岗开始的几个月，我忙得像狗顶竹笼——一刻也不得闲。但那时，我也像一块吸水的海绵，收获了海量的，不为普通打工人所知的信息、经验和技能。这让我后来的进阶和创业，受益匪浅。
我在松岗打工，还颇有点给孙先生当“卧底”的味道。他为此向我承诺，在我的基本工资之外，每月由他私人，补贴我一千五百元港币。这笔钱，他后来兑现了百分之八十。我在做好本职工作以外，需要秘密地，给他办一些私事。还要帮他监督另外三个股东的言行，给他打小报告。我相信，我曾为他提供的那些信息，没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也找不到什么损害他个人利益，或公司利益的资料。他要求我这样做，更多地，是反映了他的生性多疑。估计到后期，他自己都开始不相信自己了。
我按照他的意思，倒是帮他办了几波换人事件。九十年代末的劳务市场还远没有到缺人、缺工的状态，还是有许多盲目出来打工的人，很难找到工作。工厂对于工人，除个别特殊的岗位，多数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工厂违约，只要列出一项职工的违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而职工辞职，工厂是要扣半个月工资代替通知金的。
工厂正式开始生产后，我的管理范围慢慢稳定下来。除了生产线，其他的全部工作由我管理。我的头衔变成行*经理，和生产经理平级。
万事开头难是世间的老定律。生产初期，出问题最多的就是生产线，不是交期问题就是品质问题。孙先生全权负责生产线的管理，但他是遥控管理，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每个月到现场的次数，最多不过两三次，多数时间都是在深圳酒店里度过的。偶尔回厂，也就是找生产经理开个短会，从车间转一趟了事。开始，他到处物色生产经理，连续入职的几波生产管理员，都是孙先生从外面用高薪“挖”回来的。
说“几波”，因为每请一位生产经理回来，通常都会带几位主管或特别助理进来，形成一个崭新的小圈子。原先的人事管理架构，总要进行一次拆散、重组。先后请来的生产经理，一入职时，都像被孙先生打了鸡血，个个摆出“受任于败*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准备大展宏图的架势。但几波人马都没干多久，就惹得孙先生反感，直到忍无可忍。最后一任生产经理做得最久，差不多有一年多。他曾介绍了一位很漂亮的表姐给孙先生当情妇。但他最终也没能逃脱被解雇的命运。孙先生做这件事，很有点斩草除根的味道。他一旦厌烦某个生产经理，不仅要解雇他本人，连跟生产经理一起招来的，甚至是生产经理介绍入厂的普工，都要解雇。于是，我经常会在某个幽暗的时刻，接到孙先生的电话指令，要求我找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连锅端。
许多年之后，我曾细想过三位生产经理失败的原因。我是他们每一任经理的无缝焊接机，一旦产线出现生产经理空缺，我就要责无旁贷地顶上去。由此，我算是很了解生产管理现状的。平心而论，他们的管理水平都不差，工作态度也都很积极、认真，但他们被罩在孙先生的阴影下，施展拳脚很困难。
孙先生对生产管理的认识和观念，过于理想化。他很少在现场，并不知道现场的一系列麻烦。一旦发现他的理想受挫，就在电话里大发雷霆。这特别锤炼生产经理的心理承受能力。大部分时间，生产经理都是在被误解、蒙受委屈中受训。这很有点解放战争时期，蒋委员长指挥国民*将领，一意孤行、强权压制的味道。我能侥幸在夹缝中求得生机，一者来自于我对孙先生本性更多的理解，二者来自于我在金峰时期，受到的“人事锻炼”，让我具有了更好的心理承受力。三位先后失败的生产经理，更为难的，估计都是不知道怎么顺应孙先生的想法，凭借生产这块重地，对抗、排挤其他股东，凸显孙先生的权威。对孙先生的“司马昭之心”，我吃得比他们更透彻。
三波人马陆续处理后，四个股东又开始出现问题。公司终于被折腾到亏损（近千万货款收不回来，股东互不信任）。最后，孙先生和华总站在了一起，两位小股东被迫退股。挺讽刺的，这两位小股东的出局，也是我处理的。
待到孙先生出局，华老板接手公司时，我打算离开了。在我还没找到出路的情况下，我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贵人——干玉木，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到干先生厂一个月后的晚上，孙先生像是突然想起了我，给我电话，要我回环宇厂上班。我婉言谢绝了。
从此，我们再没联络过。
六
我和干先生之间，既算同事、兄弟关系，也是雇员与老板的关系。
在环宇电镀厂时，他是经理，我是主管。他是孙先生从香港选派到大陆，任工厂经理的。那时小工厂一般有了总管，很少再加派经理。开始我以为，老板们是嫌总管文化水平低，为人处事过于鲁莽，有意对他取而代之。后来和干先生熟了，才知道，小小的环宇电镀厂，竟然有五个股东。还有两位不露面的老板。当值的三位老板，为了做些私活，才选了干先生这个“特派员”到大陆来，一者为他们做私货提供方便，二者为孙先生抗衡总管。总管是另外两位股东请来的，比较听他们的话。
说到俗不可耐的梁总管，我得多说一句，他是那个年代，我见过的，除了能吃苦耐劳以外，特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的，来自老板辱骂的一个人。我见过许多次孙先生骂他，像是骂自己犯了错的儿子一样。既不分场合，也毫不留情面。自然，他在老板背后，也将那句经典的“粤骂”，对职工使用到了极限。不高兴时，对职工不分男女，一律称“屌毛”。职工们敢怒而不敢言，因为大家都怕被炒鱿鱼，沦落街头。
干先生作为“孙先生的人”，和我后来，被孙先生从坪山派到松岗一样，也有点“卧底”的味道。干先生对我的认识，也和孙先生一样。他觉得我特有文化、有素质。他到环宇厂不久，就注意到我。很快，他就在具体工作中，委我以重任，逐渐改变了我。
我曾经在朋友聚会时说，干先生是扶我上战马的人。他除了教我很多工作方法之外，也拓宽了我的工作范围，开阔了我的视野。他时常带我一起出差处理品质，催收货款等。慢慢地，还让我独自出差为他送礼、接物。
深圳罗湖关口接金盐，这件今天想起来让我有点后怕的事儿，那时却让我感觉很荣耀。电镀厂最贵重的材料金盐（氰化金钾，含金量68.7%），一般都是由老板从香港带出关，然后我们这边去人接回厂里的。包装上标明的是“热带鱼水质调节剂”。这种违反法规，逃避海关监管的做法，属于走私贵重金属罪。虽然我不需要进出关，只在关口香格里拉酒店等候，但真要出了事，我也难逃其责。
我那时对此一无所知，每逢接到这个任务心里还特别高兴。我可以打的往返（这是老板们才有的享受），运气好，还可以走进令我望而生畏，天堂一般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战战兢兢地走去威尼斯酒廊，点一杯咖啡，坐享清凉的冷气等待老板。我正是在香格里拉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一杯咖啡的价格，贵过我们辛苦工作半个月的工资。
干先生到环宇上班一年后，我们私下就成了好朋友。他十次出门，至少有七八次派我当随从“侍卫官”。他出门应酬经常拉上我。我跟着他到处吃龙虾、喝洋酒、玩老虎机，进出过许多歌舞厅和桑拿间。这些高端娱乐场所的铺排和奢华，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别说进去享受，就是进去看看，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的许多星级酒店门口，都堂而皇之地立着一块牌子：衣衫不整谢绝入内。这牌子，容易让人想到那块洋人在领事馆门前立下的，让国人感觉倍受侮辱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不过我相信，在彼时彼地，这牌子的内容，对挣扎于底层的打工人来说，并没有受歧视之感，倒让人能感到自惭形秽的威压，隐隐还会产生一种艳羡。梦想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像那些神仙一样，从容地出入。我的这种特权，一度让梁大总管对我嫉恨交织，好不郁闷。
我想说，我奉行的是鲁迅宣传过的“拿来主义”，但我不能这样说。谁都渴望享受，我也是俗人一个。我倒是想过，能有机会跻身他们中间，过滤掉一些不雅的情节。但事实上，我不够格，我只是随从，过过眼瘾已是开恩。好的坏的（我个人化的判断标准），我只能在耳目间照单全收，还要适当保守秘密。要不然，现在写到此处，我也许很有些神气的资本。这期间，我的见识大幅度提升，很有井底之蛙，跳上地面的感觉。我蓦然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大，这么层次分明，这么五彩缤纷。我必须承认，从干先生的言谈举止和处世为人的方式、方法上，我学到的，和他带我到一些高级场所见到的，对我后来独自去松岗工作，实在是大有裨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孙先生选我去当“港方厂长”时，我是当时厂内唯一合适的人选。
干先生离开环宇时，我还在环宇。按说，我应该是铁杆的追随者才对。
可我没去。因为我和干先生根据当时的情形，有个约定，等他的电镀厂稳定了，我再入厂。也许干先生当时另有打算。他有意让我将来出任线路板厂的总管。我当时没有线路板厂的管理经验，需要先锻炼一下。干先生离开环宇之前，已经和环宇厂的另一个股东“*先生”，一起筹备在望牛墩开电镀厂了。
在干先生离职之前，孙先生已经和我谈过，要委派我去松岗当厂长。只是还没成行。那时，孙先生和干先生的关系，已经变得很糟，孙先生觉得干先生“背叛”了他，走到了*先生一边。为了不让孙先生怀疑和反感，我和干先生的交往，有两三年隐于地下。但这也算不上我在松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松岗，我还是不遗余力地工作，一直想把工作做漂亮。倘不是松岗厂后来股东闹意见，差点关闭。我也许不会离开松岗。我一直很清醒地认识自己，我就是一个运气不错的打工人，上天给我的选择并不多。
七
干先生和*先生合办的金达电镀厂，大股东是*先生。干先生开始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白白胖胖，少言寡语的*先生，是个看起来很自我的人。虽然在环宇，我帮*先生也打过两年工，基本没和他说过话。我一直看不懂他，对他有点戒心。
从*先生的行踪来看，他是一位有些懒惰、散漫，也没时间观念的人。当老板，他极少操心老板职位上的事，但一个关于他太太和三岁儿子在家吵架的电话，便能让他急匆匆从东莞赶回香港。在环宇时，我只见过他几面，知道他是老板。在望牛墩时，他多数也像沉在深水里的老鳖，极少露头。
他一般一周来厂一次。在星期二或星期三傍晚，从香港过来东莞和干先生吃晚饭，之后去市里消闲到凌晨，再回厂宿舍睡觉。仿佛他到大陆来，纯粹是旅游的。次日下午两三点钟（他从不在上午出现），来一趟办公室，和干先生说一会话，又准备打的返香港了。我在金达工作的两年多，见他下车间的次数，应该不超过五次。虽然每次进办公室，他都身着松松垮垮的运动服，背着挎包从车间边缘擦过，但连转头朝车间看一眼都很少。不知道*先生是心特别大，还是根本看不起大陆人。用现在的话说，他属于典型的“高冷”，其温度估计堪比火星的阴面。在我所认识的香港老板中，他好像一个大陆朋友都没有。他也是我见过的，唯一没训斥过员工的老板，但他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
说是有次，他赴以外国人为主的高端宴会。其间有两位大陆经理，别人在上面演讲，他们一直在下面嘀嘀咕咕讲话。吃饭时，他们弄得杯盘碗盏叮当响，吃东西尽情吧唧嘴。其中一位，将食物丢在桌面上，将用过的纸巾随意扔在地上。服务员忍无可忍，过来要训斥他，却被旁边一位老外制止了。老外温和地用英文和服务员说了几句，服务员就面带笑容地清理掉地上的纸巾，什么也没说走开了。重点在这里。*先生说到此打住，问我，你想知道老外对服务员说了什么吗？我点点头。*先生说，老外用英文说的大意是，他们是大陆人。大陆人就是这么无素质，原谅他们吧。别败坏了大家的兴致。
他和干先生在办公室谈话也不多，私下我不得而知。后期干先生对他抱怨多多，但我从没听过*先生有什么想法。他的行动还是我行我素。我在望牛墩的第二年，因为品质老出问题，他被迫经常跟我们一起商量对策。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在香港他曾是干先生的主管，分管技术的。我趁机跟他学了不少电镀知识。他作为香港某多层线路板厂的技术总顾问，在业界名气很大。他的很多技术经验，加上我的摸索和总结，使我在离开望牛墩时，几乎算是线路板电镀行业的土专家了。一度，我只要看到电镀板的不良状况，就能推断出，是设备、工具、环境、操作，还是药水引起的问题。
干先生请我到电镀厂，开始给我的职务是行*经理。而我的第一版卡片印的，却是“经理”（第二版印的是线路板厂经理）。我的实际工作职责，范围比“总经理”有过之而无不及。干先生要求我务必兼容所有的部门，又务必要给各管理员，划出他们绝对的职责范围。对后一点要求，我很有点不以为然。
在我自己当老板时，我曾告诫属下，一个管理员在工厂的管理职责，永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整个工厂是同一盘棋，各管理员的工作职责，需要相互协调和支持，需要相互监督和修正。这世上，没有哪位老板能将一个管理员的工作范围，切割得边界整整齐齐。你要是在乎职位的范围，根本做不好工作。小工厂的通病是，管理员之间喜欢相互推诿和扯皮，这是我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这个我不管，那个你要管。这无异于画地为牢，拖垮整个工厂效率。企业的这一特点，和行*事业单位的管理，大相径庭。
我的这个观点，获得过*先生的赏识。他举的例证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是用在酒店找小姐的经验告诉我的。小单位运作，绝对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你也永远做不出一个制度，可以涵盖所有的问题点。法律都是不完善的。
但干先生对我的信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度超过相信他自己。在我为他工作的两年多，只有不同时段的程度差异。许多事情，今天回忆起来还蛮感动的。其中的两件小事，像是刻在我记忆岩石上的版画，虽经多年风雨剥蚀，依然清晰可辨。
我到金达上班不久，因为老婆孩子跟过来，要在外面租房。我寻租到的旧房子需要整修水电设施。干先生指派工厂电工来做，我买了部分配件更换，大约花去六百多元。我想，房租水电费都是厂里报销，这点费用自己出得了。那天在办公室，干先生问我总共花了多少钱，非要看下我的收据不可。我拿出收据说，算了，这点钱我自己付。他突然一把将单据抢过去，看看数字，硬是给了我这笔钱。这不像老板，倒像是兄弟朋友的做法。
上任两个月，我就被授权审核、签批日常报销单。那时，公司的财务主体在香港。香港会计打电话到工厂问我，是不是现在厂里的报销单，全部以你签字为准？我说，这事你得问干先生。干先生跟会计说，以后姜佑生签字算数。我跟他说，这样不好，你还是要补签一下。毕竟，*先生也是老板。此后，我签批后的单据转给他，他连看都不看，叫我将单据翻过来，在背面签个“干”字，交回我完事。
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煽情点说，坚如磐石。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闹意见。第一波争吵，发生在年底。除夕那天下午，围绕年终总结和支付我的提成问题，我们在办公室大吵了一架。
我蛮以为，一年多辛苦努力取得的成绩，能让他爽快地兑现年初的承诺。挺遗憾的，他变了，说了很多让我深感上当受骗的话。明明年初时说，只要生意额超过一百万，就给百分之一的提成。他改成，只能对超过一百万的部分计提成。我们吵了起来，各自都拍了桌子。
我因用力过猛，砸碎了台面玻璃，手掌鲜血淋漓。
八
除夕那天傍晚，回家的每一步，我都迈得重有千钧。四周呼呼啦啦，一阵紧过一阵的，新年的鞭炮声响起来了。灰暗的天空，不时有烟花绽放。街巷里星星点点的灯火，洇染出昏蒙蒙的光圈。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硝烟味。夜来临了。远远地就能看见，老婆拉着小不点，一高一矮站在门口看烟花，专等我归来。下午出门时，我跟老婆说，在家等着收钱吧。我计划回到门口逗小女儿扑过来玩，跟老婆好好炫耀下，一家人开心一番的。我还交代她们，在家换好新衣服，化好妆，等我来接她们到厂里过年。厂里请了厨师，安排留厂工人一起过新年。
现在怎么办？我握着刺疼的手掌，不知所措。
我停下脚，躲进一个墙角抹干净眼泪，艰难地换上一副开心的面孔。装好两个红包，正打算冲过去招呼女儿，手机响了。干先生电话来了。他问候我全家新年好，拜托我带领留厂的六十多号员工过年。说他要去他弟弟那边过年。我憋着满肚子气，硬着嗓子告诉他，我马上就会回厂。你不用担心我们过不好年。
这个新年，我内心淤积的凄凉和无助，超过五六年前，我独自在坪山小吃店，花二十元买一份牛肉炒米粉、一瓶珠江啤酒，打发的九五版新年。整个吃饭和联欢会的过程，我一直强作欢颜。我故意将啤酒溅在脸上，怕女儿搂我脖子时看见，叫出“爸爸你怎么哭了”。在喧腾的露天卡拉OK现场，几个工人倒是用劣质麦克风，嘶吼出了我的心声，“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一年后的第二次争吵，原因和第一次大同小异。新年之后，干先生闪烁其词地向我表示了歉意。我们又言归于好。开工那天，他抬出*先生，跟我提了新的提成方案。每月超过一百万的部分，给百分之一点五的提成。我再次相信了他们。那年月，总是不好意思提签合同的事。可惜，到了年终放假，谈及我提成的事，他故伎重演，说每月超过一百万的生意额部分，必须满十万才能计算提成。不足十万忽略不计。我算了一下，十二个月的“零头”，加起来有八十多万。我们再次吵起来。这次争吵，让我们的关系完全破裂。我当即就告诉他，你太没信用了。他点上一支烟，风马牛不相及地说，你不就仗着有点文化，一直看不起我吗？你知道你为什么值钱？就因为你靠得住。
世事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没想到新世纪的第二个新年，我过得更窝囊、更憋屈。连着好几天睡不着觉。夜深人静，我对着朋友送我的老式电脑，一边打贪食蛇游戏，一边静下心来，反思已往。有天无意中，我在WORD模板上，找到了一份投资计划书。我在上面改来改去，开始做起自己当老板的梦。也许，我也能做一家线路板厂。
心灵鸡汤类文章里，经常能见到大意如此的话：在现实生活中，你一定要多和比你有钱的人，多和成功人士交往。只有这样，你才会不断进步，变成有钱人，获得成功。这话对错参半。我不想在此纠缠成功是不是等于有钱。我觉得，一味地刻意攀高往上，刻意拔高自己并没有更多的意义。如果那些“成功”的人士也这么想，你是永远没机会巴结上的。如果镇长天天想着和市长交往；市长天天想着和省长交往；十万富翁天天想着百万富翁交往；百万富翁天天想着千万富翁……且不说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成功”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有钱人”在每个比较对象那里，结果都不同。珍惜偶尔遇到的机会，在鸡立鹤群的圈子里，谦卑一些，多学习也就是王道了。
初到金达，干先生为了将我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掀起一波生产高潮。他不仅对我打出了信任牌，也打了大方、温情牌。我到金达上班，虽然工资不是很好，但在其他方面，和老板的待遇差不多。我们吃在一个小厨房、住在一栋小楼。干先生应酬客人，和朋友出去玩，也每次拉上我一起。作为资深打工人，我想说，这比加工资来得更有价值。你认识的人层次越高，获得的信息量就越有价值。一旦将来有了可利用空间，它能产生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你曾渴望得到的工资数额。
我的诸多特殊待遇，对工厂原有的几个管理员，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生产经理和业务经理，心里都很不平衡他们对我工作的配合，多有抵触。这是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的事，可干先生硬要拧着做。这也是导致此二人后来离职，我的工作压力大增的主要原因。
老板这样用人，是对是错，我至今还没完全弄明白。
一位新管理员的加入，用什么职位和方式才能既服众，又方便他展开工作，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老板们深思熟虑的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主。我曾经设想，也实施过“过渡式”。先和新请来打算重用的管理员说好，从低职位熟悉工作做起，然后再擢升上来。但这需要新请的管理员，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还要能沉得住气。否则不是“千里马骈死于槽枥之间”，就是擢升上来后，发现其管理威信严重不足。他已经被过渡期的同僚们，腐蚀掉了新锐之气，甚至已被同化，起不到换汤换药的效果了。
直接以高职位投入，强行压住。要是新来的人对新工作熟悉、有经验还好，不熟悉，只有通用的管理经验，往往就会被下属们仗着“熟悉地形地势”欺瞒，以致于激化出许多矛盾，往往两败俱伤。严重时会导致人员大量流失。一般情况下，旧有的管理员被“空降兵”辖制，在胳膊拧不过大腿时，多数心凉，选择辞职。新来的高管，会扛不住骤然增大的压力，继而崩溃，败走麦城。最终的烂摊子，还是要老板自己去收拾。
好在，我是经过炼狱锻造的，心理承受能力足够强大。我不敢说，我拼尽全力，为金达厂创造过无人能及的辉煌。但我知道，在后来的两年中，我确用一己之力，苦苦支撑，创造了生产设备增加两倍，业务市场空前扩张（利用在松岗积累的人脉资源，开拓了十几家新客户），利润增加三四倍的业绩。
倘不是后期我被创建恒通线路板厂所累，成绩应该更好。我到金达的第二年，干先生就开始筹建线路板厂。从选择厂址到规划车间、从订购设备到确定人手等，我都是重要的设计者。而我的资料来源，自然是创建松岗厂的储存。
干先生弟弟主导的恒通厂的筹建和试产，我付出过大量时间和精力。这丝毫不亚于金达在二楼筹建双面板生产线的努力。挺尴尬的，这两块工作属于贪多嚼不烂，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多人力、财力，但在年的下半年，都成了金达厂沉重的负担。它们让金达的账面，一度出现亏损。干先生开始烦躁，时不时对我抱怨。其实，他比我更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偶尔发泄下，我忍了也就算了，可他不依不饶，越说越多，我开始失去耐心，时不时斗胆和他争辩一场。
想来真是愚蠢，我居然想要说服老板。我指责他藏着掖着呵护恒通，导致我们和恒通的生意往来“倒挂”，我们不仅帮恒通低价加工电镀，还接单转给恒通做。而干先生的定价，往往我们（金达）要补足亏损。我也指责他对另外两家金达客户的无原则。一家是他老朋友，一家是他妹夫。这两家客户，不仅单价超低，数期超长，最终还导致了“烂数”……干先生自然无法消化我的说法。这是我和干先生产生矛盾的滥觞。
今天想来，那年三十刚出头的我，还是有些固执和不近人情。记得在我“秉公”和干先生谈金达与恒通的生意往来时，他曾经无奈地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个弟弟，我现在要是不帮他，他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这时候，我也开始考虑我低廉的工资问题，觉得我的收入和付出，非常不匹配。恒通小干老板和他妹夫，在金达电镀厂的*金时代，都占了金达很大的便宜。但说到底，这也就是弟弟妹妹们，占大哥的便宜。我何至于看不开？老板多说几遍“我们无钱可赚”，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还是成熟得太晚。
从金达离职之前，我反思过自己跟干先生的工作。干先生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优点是，做事苛求完美，对新事物不惜代价地追求。这容易让跟他一起工作的人特别累，但进步飞快。在他厂里当过主管以上的人员，离职后出来创业做老板的，我认识的就不下十来个。生产经理离职后出去开了电镀厂，业务经理离职后出去开了模具厂。干先生还喜欢感情用事。这一点，和他闹僵离职的同事们都说，和干先生做朋友很开心，做同事很不幸。
干先生最大的缺点是，偏听偏信。耳根软得简直不像男人。他会因为清洁工跟他说，某主管乱丢废料，而铁青着脸去找主管的麻烦，训斥经理管理不到位。*先生有次在协调我和干先生的矛盾时说，他识得选人，不识得用人。这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为此想到干先生专程两三趟跑去虎门，“挖”回来的二楼生产经理吕先生，一家线路板厂的“优秀经理”，他最终也和干先生闹得不欢而散。干先生选用过的职员，离职时都对干先生多有不满。多说一句，连那位跟他工作长达十年，十分擅长给他打小报告，甚至在旁人眼中，有他情妇之嫌的柳小姐，离职时也对他满怀怨恨。
我和干先生闹过之后，我意识到，到了我该安静离开的时候了。保安和文员跟他打小报告，说我袒护老乡，不关心工厂的辅料使用。对仓库被盗很不热心调查。干先生表妹是仓库管理员，表姐夫是保安。在我混迹于一帮说福建土话的人中间，调查被盗事件时，干先生早有定论：这是经理管理失职问题。我就是这个“经理”，我还能说什么呢。干先生一再给我颜色看，对我说话开始阴阳怪气。这打碎了我最后的一点幻想。所以，当干先生在提成计算上再次变卦，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和孙先生不同，时至今日，我和干先生还保持往来。虽然我一度很是憎恨他，觉得他不守信用。前不久，他还在跟我合伙采购板料时，忽悠了我一把。但我忘不了他曾经对我的信任和大方，始终记着在金达学到的，让我受用一生的经验和教训。
年正月初八，我正式向干先生递交了辞职书。那时，我的投资计划书已经全部完成，打算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文章分为几个层次，每一部分表达一种感情和一种生活状态。说这是一篇小说，其实它更像自传，记叙了到碧岭村求职游历的经历。第一部分讲述作者初到深圳找工作的艰难，以及碧岭村周遭环境的恶劣，从路上所见所闻谈到居住环境和求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给作者相当大的冲击，因为这些经历是作者未曾想到也未敢想到的，在坎坷里，作者找到一份保安工作已是相当不易，只得忍辱负重、倍加努力。第二部分则更为侧重辞工后这些地痞流氓以及恶势力的可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作者的心魔，作者在害怕这些打着幌子说仗义的大佬，并且还因为辞工的事被坑骗扣了押金无法追回，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一直不敢遗忘也未曾遗忘的是他坚持阅读与写作，但也因为穷困潦倒的生活而无心写作过，只是没有感情般的在生产线上坚守，在零件之中徘徊。在徘徊之中又遇上新的机遇，与新的环境为伴，也是在新环境里，作者感受到学历和文学素养的重要性，使得他在新的环境里如鱼得水。第三部分则更多的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生活已是困难，被囚禁在这个地块的人，还随时被治安队盯着不得安心，也不得再见老婆孩子热炕头，总是觉得悲催无力。而生活的无力感造就了作者也只能租用废弃屋舍搭建的铁皮棚生活，还是依旧被治安队盯着、监视着，半夜查房或是没收东西已是寻常，老乡来探望时还被污蔑偷窃，要求赔偿，只能说暴力武断，没有任何治安可言，最让人心痛的是那位在作者的部门干过的女职工，被看守所关押，大家伙和作者自己都无力救援，颓废无力。第四部分整体总结过去的打工生活，以回忆为支点，讲述写作过程中那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往事总归会在文字里被美化，委婉而隐蔽。但过去的二十年里，遇上的孙先生、干先生以及*先生，他们在作者过去的二十年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为此三人，促成了作者事业上的大变革。第五部分侧重描写和孙先生在松岗工厂的一些经历，这是在松岗任职时全新的、从零开始的经历，此时在松岗工厂的工作比起从前来说，已有很大变革，从技术上也更加要求精密，两个月的精细装修，然后是正是试产，却是没想到因为忙碌忘记回复父亲电话，导致黑夜回家时摔了一跤折了手指，但无奈活计摆在眼前，在许许多多的不会里，作者只能一步步学习进步，无缝对接到任何一个空缺的职位上去，难为作者在结尾还总结了三位经理失败的原因，颇为感怀。第六部分作者重点着笔于生命中第二个贵人干玉木，干先生对作者有知遇之恩，教会他许多知识和经验，作者也在这两次卧底生涯里，明白了选择的重要性。第七部分围绕*先生、干先生以及作者三人展开，但也是因为工作上的颇为信任以及坚如磐石，导致了作者上当受骗，气愤难当。第八部分则更为偏重作者和干先生的矛盾冲突，从第一次矛盾开始，作者和干先生之间的关系已有裂缝，但面对偏听偏信的干先生时，作者再也无法和干先生共事下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毅然辞职。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文章，前半部分着重写找工作的艰难、打工仔的不易、世道的不太平、治安杂乱、环境破败，后半部分则侧重于在环宇、松岗和金达三个公司、工厂的经历，以及传递一些公司经营理念。而每一部分又各自有侧重点，讲述了这二十多年漂泊生涯的不易和无奈，坎坷之下练就的本事与技能，终在岁月的另一端给与了作者经验以及告诫，使得作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公司经营应当怎么去做，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要时常反思。别出心裁的写作，为此文增色不少，而这一段记忆，也在作者的心目中历久弥新，值得怀念，因为艰辛，因为磨难，这段经历成为了作者内心不能忘记之重，但好在已经完整经历并坦然相待。感谢作者分享的一段打工经历，受益匪浅。感谢作者投稿摆渡物语，期待您的下次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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